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(二)
使者未至,欧阳修再次进言,自从做了言臣后,他很忙,比谁都忙……臣以为是和是战,众口纷纷,一是天下困矣,不和则力不能支,少屈就之,可以减少困难。一说羌人险诈,和而不肯罢兵,则与不和无异,是空包屈就之辱,全无减患之实。
前一种说法是主流,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,认为必须战下去。宋朝困难,西夏人更困难。国家困难,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,以后继续作战,将西夏活活耗死。
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,训兵选将,以为后图。然而以河朔料之,才和之后,因循废弛,为患转深。本来说得好好的,又开始狂热,持这种说法的人有,郑朗、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。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,为什么因循废弛,看到没有,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,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。
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,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,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,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,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。是赵祯,换作别的皇帝,就是李世民在位,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,贬到岭南闭门思过。
正是赵祯,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,换成宋英宗,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,更精彩。
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,西边减费,犹有大可忧者,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,过则有邀求,朝廷不答应,又兴兵革,是暂息小患于关西,复生大患于河北。
还别说,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,俺们花了钱,就是买安的,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,后来发生一系列误会,虽无伤大雅,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,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,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。
还有,他越鼓吹契丹入侵,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,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,他的想法是这一句,见国有大事,旁采众论,虽有异同,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,不和则易,不敢自专。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,倒是主和遍地皆是。大抵是假的,他的想法是真的。
总之,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,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。
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,急啊,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,但没人对他说,能不急吗。(我大笑,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,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,是让人感到很搞笑)朝廷这样做不对的,汉唐故事,大事必须集议,示广大,不能自狭,谋臣思公共,不能自专。但自兵兴以来,常秘大事,不想人知道,可处置乖违,又怎能掩瞒?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,收众善之谋,元昊请和一事,使人未至之前,先集百官廷议,必有长策。
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,你直接说是战是和,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,何必要绕来绕去,带着一些刺儿?
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余靖接着上书配合,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,元昊差人来朝,大臣商量,惟欲秘密,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,虽名侍从供奉之官,当时皆不能知,及处置既了,就是不便,也无从论列。这样不对的,罗列一大堆理由,要求北敌、西戎之事,系国家安危,侍从谏诤等言官,必须要知道。
似乎有理。
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,各有使差,各伺其职,不在其职,不谋其政。无论国事或者外交,管言臣屁事!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,但无弹劾之权,言臣有弹劾之权,但无处理大政权利,包括外交。
是监督官,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,或者政事做得好坏,做完了,有了好坏,这才轮到言臣发话。这才是各伺其职。
这就是争啊,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,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,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,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,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,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。
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,范仲淹没有作声,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,营田。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,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,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,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,第二批仍在军中。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,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。因此请罢营田,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,若是贫瘠的耕地,无人耕种,宁肯任其荒废,也不能继续营田,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,以免苛剥于民。若原来确实是租田,与营田无关,令依旧额出课税,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,旧税额重,无人请佃,即与减定税额,召人请佃。
确实,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,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,也产生了少量纷争。赵祯听从,罢废。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,愿与韩琦交替行边,主持西方事务。赵祯嘉之,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,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,先移文两路,但将二人留于京师,没有放行。
使者渐至,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。
元昊来人将要来阙,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,次第甚广,说俗一点,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,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,方许通和,若是如此,必须先挫之,方能抑其骄慢,才能商议。礼数过厚,则认为我怯,知我可欺,议论之间,何由屈服?若果能得其心,议定之后,稍加礼数,亦未为迟。
杨守素嘲笑晏殊,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,做副相可以,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。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,可他顾着大体,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,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,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。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。
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,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颛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。臣认为元昊此事,全无好意,不肯称臣,索物太多,其志不小。让他猜中。
但朝廷也不会从,不从,待其来人,凡事不可过分。至于礼数厚薄,赐与多少,虽云小事,不足较量,然事体之间,所系者大。兵交之使,来入大国,必窥测将相勇怯,观念国家强弱。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,事意莫测,必内忧斩戮之惧,次者恐遭拘留,使其偶得生归,必以为大幸。则我弱形未露,壮论可持。若自损国威,过加厚礼,先为自弱,长彼骄心,使其知我可欺,更难搭成议和。想成就其事,必须以镇重为先,况其议未成,便自损事体。前次元昊来人至少,朝廷只以一班行持之。今来渐盛,遂差朝士,若其后来更盛,则必须派近侍也。是彼转自强,我转自弱。再看看邵良佐到了西夏是什么待遇?仅免遭屈辱罢了。
两份奏折说得颇有道理,但朝廷竟然不从。
考虑良多,国家是禁不起折腾,唯恐议和不成,可西夏又能禁得起折腾?
余靖也上奏,朝廷待西夏可谓不厚,可来使口出形同割地之词,轻侮中国,甚于前时。朝廷待之,当减于从勖,始合事体。若恣意令买过于契丹之使,契丹使复来,不知复以何礼待之?
上奏不报。
不但不报,两府厌兵,包括章得象与晏殊在内,诸多大佬居然想同意元昊种种贪婪的要求。
韩琦忍无可忍,对质于前,晏殊说道:“众议已同,只有韩琦一个人不同意。”
赵祯目视韩琦,韩琦多说不便,赵祯说:“更审议之。”
及到中书,韩琦持不可益坚,晏殊很不高兴的站起来,颇有些想威胁的味道。
郑朗急匆匆地往回赶,一路与韩琦保持着联系,看到此处,恨不能用板砖将晏殊拍死。
你与韩琦瞪眼算什么本事,有种与西夏使者瞪眼去。
对晏殊失望之极。
韩琦退,复上书说,西界派人议和,其患有三,朝廷曾达意于契丹,欲令元昊纳款,答书云,梁适口陈夏台之事,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敌烈、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,齎诏谕元昊令息兵。况其先臣德昭,北朝曾封夏国主,仍许自置官属,至元昊亦容袭爵。自来遣人进奉,每辞见燕会,并升坐于矮殿。今两朝事同一家,若元昊请罪,其封册礼待,亦宜一如北朝。
臣观邵良佐于贼中语录,乃说贼言朝廷议和,必往问契丹。元昊贼先派人至保安军,言朝廷派梁谏议往契丹令本国议和,北朝亦派使差本国,故派贺从勖持书而盟。但元昊贼与良佐语,反而又不承认,又所求称号,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。
这是一笔烂账,原先与契丹并无干连,先是庞籍勾引李文贵,李文贵回去后,元昊兵败受困,国内形势紧张,于是一拍即合,双方才正式议和。因为主掌东府的晏殊一直很软弱,让元昊轻视,又产生非份之想,于是凭空增加无数事端。否则这次便能议和早就成功了。
人太软是不行的,会有很多很多人欺负。
国家太软更加不行的,会有很多很多国家欺负。
庞籍在这件事上做得也不大光彩。
韩琦继续说了三患,契丹之意是让元昊共事二主,若朝廷且务休兵,许其不臣,契丹闻之,必然索名份,最起码一点,你们宋朝没本事谈好,让我们替你谈。一让,契丹一怒之下,会因此为名,再毁誓约,此一患也。即便毁了约,都不能怪人家契丹,这是盟约的条件之一。
可是事到如今,若依西夏与契丹的关系,只许册为国主,略增良佐所许岁遗之数,来人带诏而回,恐贼未副所望,谓朝廷与之绝,一怒兴兵,契丹也误会我们阻止西夏友好之意,缘此生意,于是再有一患。
若使人带诏,谕以封册之礼不可异于北朝,但为使元昊贼满足,厚增良佐所许之数,贼既从命,则契丹以为他们的功劳,派使来贺,或过自尊大,或频有要求,久则难从,又会有患。请朝廷令中书与枢密院再三论难,不要匆匆忙忙的决定,使朝廷得大体,契丹无争端,才能正式议和。
韩琦看得比较清醒,幸好契丹与西夏交战,契丹又战败了,不然这次在晏殊主持下乌七八糟的议和,会产生许多弊端。
蔡襄言,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,及邵良佐还,更号为吾祖,足见羌贼悖慢之意,吾祖犹言我翁也,今纵使元昊称臣,而上书于朝廷自称吾祖,朝廷赐之诏书,亦称吾祖,是何等语?
对这个吾祖郑朗一直很怀疑,在西夏语中,它的含义是青天子。
为什么元昊非要选择这个青天子,而不是红天子,朱天子,黄天子或者白天子,须知党项人本身是尚白的。到了这时,元昊正式将兀卒升级为吾祖,郑朗才终于明白,之所以改名为嵬名吾祖,是纯粹恶心宋朝的。
我做了你的儿子,可你做了我的孙子,算来算去,元昊还划算了一个辈份。
朝廷也有人明白过来,余靖上书道,元昊派吕尼如定聿舍等来,已于紫宸殿朝见,窍以为元昊上书有吾祖之称,臣朝夕思之,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举。古域外称单于、可汗之类,皆中外共知,元昊无故创此名目,且彼称陛下为父,却让陛下呼为我祖,此非侮玩为何?贼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,况且灵盐绥宥,其实都是国家旧地,若辨封域,请西夏归还国家。
这个吾祖也让欧阳修伤心,贼称吾祖,闻朝廷不许之,可今听朝议风闻,议却未定,不知虚实,深切担忧。夫吾者,我也,祖者,俗所谓翁也。匹夫臣庶尚不肯呼人为父,若许此号,今后诏书须呼吾祖,是使朝廷呼蕃贼爷爷,不知何人敢开口?
又说,和若许贼不称臣,则虑契丹别索中国名分,此诚大患。使贼肯称臣,则契丹有邀功责报之患,臣与不臣,皆有后害。如不得己,则臣而通好,犹胜不臣。然后患不免也,所以有识之士、忧国之人,不愿急和。
在这里,欧阳修余靖韩琦蔡襄语气渐渐相同,也说明他们私下通过气。继续说,不羞屈志,急欲求和者有五,一不忠于陛下者急和,二无识之人欲急和,三歼邪之人欲急和,四疲兵懦将欲急和,五陕西之民欲急和。自用兵以来,在边鄙都劳于戎事,庙堂者劳于斡运,想陛下屈节就和,而自己目下安逸,他时后患,任陛下担当。
矛头对准了晏殊,可他官位小,没有敢直说。
韩琦先上七事。清政本,枢密院本兵之地,臣在枢密院所主多苛碎纤末之务,中书公事虽不预闻,恐怕也仿佛,应当让微琐悉归有司,只专论大事,使得从容谋议。念边,政斧循旧例,才午即出,稍留恐疑众,退朝食罢,匆签书而支,何来时间议及疆事。都堂应延一时,以专论边。擢贤才,承平以来,用人以叙迁之法,故遗才甚多,两府求一武臣代郭承佑,累曰不能得。宜仿祖宗旧制,于文武臣中选不能拨之,先试其能,看看能否能担当重用,用之正式叙迁,不能用者则退。备河北,与北通好三十几年,武备悉废,慢书之至,搔然蜞知所为。宜选转运使二人,密授经略,责以岁月,使营守御之备,则我能待之有素。固河东,昊贼陷丰州,掠河外属户殆尽,麟府孤绝,宜责本道帅度险要,建城堡,省转饷,为持久之计。
前五条都是不错的,包括备河北,虽说契丹没有敌意,但也要防备,有备则无敌意,无备难免会生觊觎之心。但从第六条便出现误差,收民心,祖宗置内藏库,乃备水旱兵革之用,非私蓄财充己欲,用兵以来,财用匮竭,宜稍出金帛以佐边用,民力可宽而众心安。自此起,韩琦与范仲淹的裂隙已经隐然产生。
国库空了,虽国库归三使司统管,东府也知道一些。他上书时未与范仲淹通气,所以才有了第六条。那来的财帛大佐边用?
第七条失误更大,营洛邑,这是为范仲淹声张的,燕京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,议举葺则张皇劳民,不如阴葺洛都为游幸之所,岁运太仓羡余之杰,以实其廪,则皇居壮矣。万一开封被攻破了呢?
可开封失守,还指望洛阳能守得住?
奇怪来哉,吕夷简就早为此事做过辨论,不知道为什么韩琦又将它翻出来。
接着又陈八事,选将帅,明按察,丰财利,抑侥幸,进能吏,退不才,去冗食,谨官路,又说,然数事之举,谤必随之。愿委信辅臣,听其措置,虽有怨谤,断在不疑。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,二敌岂足为国之患哉!
已经更接近于庆历新政的种种变法。
有的想法还是不错的,但不当说类似的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,或者一年不到,国家大治便会来临。想要一个国家好,那有那么快?就是贞观之治,文景之治,也不是一年两年,而是十几年的时间,开元盛世时间更长,直到天宝初年,唐朝政治武功才达到巅峰。全部信口开河地说一年,马上,可期,赵祯也就相信了。好,给你们治治看,可是半年过去,一年过去,什么也没有动,反而朝野上下吵成一锅粥,赵祯会不会失望?
但韩琦没有再说与西夏议和的事,一有欧阳修等小弟在弹劾,二郑朗也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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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种说法是主流,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,认为必须战下去。宋朝困难,西夏人更困难。国家困难,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,以后继续作战,将西夏活活耗死。
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,训兵选将,以为后图。然而以河朔料之,才和之后,因循废弛,为患转深。本来说得好好的,又开始狂热,持这种说法的人有,郑朗、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。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,为什么因循废弛,看到没有,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,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。
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,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,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,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,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。是赵祯,换作别的皇帝,就是李世民在位,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,贬到岭南闭门思过。
正是赵祯,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,换成宋英宗,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,更精彩。
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,西边减费,犹有大可忧者,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,过则有邀求,朝廷不答应,又兴兵革,是暂息小患于关西,复生大患于河北。
还别说,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,俺们花了钱,就是买安的,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,后来发生一系列误会,虽无伤大雅,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,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,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。
还有,他越鼓吹契丹入侵,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,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,他的想法是这一句,见国有大事,旁采众论,虽有异同,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,不和则易,不敢自专。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,倒是主和遍地皆是。大抵是假的,他的想法是真的。
总之,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,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。
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,急啊,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,但没人对他说,能不急吗。(我大笑,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,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,是让人感到很搞笑)朝廷这样做不对的,汉唐故事,大事必须集议,示广大,不能自狭,谋臣思公共,不能自专。但自兵兴以来,常秘大事,不想人知道,可处置乖违,又怎能掩瞒?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,收众善之谋,元昊请和一事,使人未至之前,先集百官廷议,必有长策。
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,你直接说是战是和,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,何必要绕来绕去,带着一些刺儿?
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余靖接着上书配合,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,元昊差人来朝,大臣商量,惟欲秘密,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,虽名侍从供奉之官,当时皆不能知,及处置既了,就是不便,也无从论列。这样不对的,罗列一大堆理由,要求北敌、西戎之事,系国家安危,侍从谏诤等言官,必须要知道。
似乎有理。
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,各有使差,各伺其职,不在其职,不谋其政。无论国事或者外交,管言臣屁事!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,但无弹劾之权,言臣有弹劾之权,但无处理大政权利,包括外交。
是监督官,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,或者政事做得好坏,做完了,有了好坏,这才轮到言臣发话。这才是各伺其职。
这就是争啊,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,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,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,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,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,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。
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,范仲淹没有作声,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,营田。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,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,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,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,第二批仍在军中。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,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。因此请罢营田,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,若是贫瘠的耕地,无人耕种,宁肯任其荒废,也不能继续营田,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,以免苛剥于民。若原来确实是租田,与营田无关,令依旧额出课税,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,旧税额重,无人请佃,即与减定税额,召人请佃。
确实,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,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,也产生了少量纷争。赵祯听从,罢废。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,愿与韩琦交替行边,主持西方事务。赵祯嘉之,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,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,先移文两路,但将二人留于京师,没有放行。
使者渐至,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。
元昊来人将要来阙,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,次第甚广,说俗一点,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,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,方许通和,若是如此,必须先挫之,方能抑其骄慢,才能商议。礼数过厚,则认为我怯,知我可欺,议论之间,何由屈服?若果能得其心,议定之后,稍加礼数,亦未为迟。
杨守素嘲笑晏殊,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,做副相可以,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。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,可他顾着大体,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,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,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。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。
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,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颛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。臣认为元昊此事,全无好意,不肯称臣,索物太多,其志不小。让他猜中。
但朝廷也不会从,不从,待其来人,凡事不可过分。至于礼数厚薄,赐与多少,虽云小事,不足较量,然事体之间,所系者大。兵交之使,来入大国,必窥测将相勇怯,观念国家强弱。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,事意莫测,必内忧斩戮之惧,次者恐遭拘留,使其偶得生归,必以为大幸。则我弱形未露,壮论可持。若自损国威,过加厚礼,先为自弱,长彼骄心,使其知我可欺,更难搭成议和。想成就其事,必须以镇重为先,况其议未成,便自损事体。前次元昊来人至少,朝廷只以一班行持之。今来渐盛,遂差朝士,若其后来更盛,则必须派近侍也。是彼转自强,我转自弱。再看看邵良佐到了西夏是什么待遇?仅免遭屈辱罢了。
两份奏折说得颇有道理,但朝廷竟然不从。
考虑良多,国家是禁不起折腾,唯恐议和不成,可西夏又能禁得起折腾?
余靖也上奏,朝廷待西夏可谓不厚,可来使口出形同割地之词,轻侮中国,甚于前时。朝廷待之,当减于从勖,始合事体。若恣意令买过于契丹之使,契丹使复来,不知复以何礼待之?
上奏不报。
不但不报,两府厌兵,包括章得象与晏殊在内,诸多大佬居然想同意元昊种种贪婪的要求。
韩琦忍无可忍,对质于前,晏殊说道:“众议已同,只有韩琦一个人不同意。”
赵祯目视韩琦,韩琦多说不便,赵祯说:“更审议之。”
及到中书,韩琦持不可益坚,晏殊很不高兴的站起来,颇有些想威胁的味道。
郑朗急匆匆地往回赶,一路与韩琦保持着联系,看到此处,恨不能用板砖将晏殊拍死。
你与韩琦瞪眼算什么本事,有种与西夏使者瞪眼去。
对晏殊失望之极。
韩琦退,复上书说,西界派人议和,其患有三,朝廷曾达意于契丹,欲令元昊纳款,答书云,梁适口陈夏台之事,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敌烈、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,齎诏谕元昊令息兵。况其先臣德昭,北朝曾封夏国主,仍许自置官属,至元昊亦容袭爵。自来遣人进奉,每辞见燕会,并升坐于矮殿。今两朝事同一家,若元昊请罪,其封册礼待,亦宜一如北朝。
臣观邵良佐于贼中语录,乃说贼言朝廷议和,必往问契丹。元昊贼先派人至保安军,言朝廷派梁谏议往契丹令本国议和,北朝亦派使差本国,故派贺从勖持书而盟。但元昊贼与良佐语,反而又不承认,又所求称号,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。
这是一笔烂账,原先与契丹并无干连,先是庞籍勾引李文贵,李文贵回去后,元昊兵败受困,国内形势紧张,于是一拍即合,双方才正式议和。因为主掌东府的晏殊一直很软弱,让元昊轻视,又产生非份之想,于是凭空增加无数事端。否则这次便能议和早就成功了。
人太软是不行的,会有很多很多人欺负。
国家太软更加不行的,会有很多很多国家欺负。
庞籍在这件事上做得也不大光彩。
韩琦继续说了三患,契丹之意是让元昊共事二主,若朝廷且务休兵,许其不臣,契丹闻之,必然索名份,最起码一点,你们宋朝没本事谈好,让我们替你谈。一让,契丹一怒之下,会因此为名,再毁誓约,此一患也。即便毁了约,都不能怪人家契丹,这是盟约的条件之一。
可是事到如今,若依西夏与契丹的关系,只许册为国主,略增良佐所许岁遗之数,来人带诏而回,恐贼未副所望,谓朝廷与之绝,一怒兴兵,契丹也误会我们阻止西夏友好之意,缘此生意,于是再有一患。
若使人带诏,谕以封册之礼不可异于北朝,但为使元昊贼满足,厚增良佐所许之数,贼既从命,则契丹以为他们的功劳,派使来贺,或过自尊大,或频有要求,久则难从,又会有患。请朝廷令中书与枢密院再三论难,不要匆匆忙忙的决定,使朝廷得大体,契丹无争端,才能正式议和。
韩琦看得比较清醒,幸好契丹与西夏交战,契丹又战败了,不然这次在晏殊主持下乌七八糟的议和,会产生许多弊端。
蔡襄言,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,及邵良佐还,更号为吾祖,足见羌贼悖慢之意,吾祖犹言我翁也,今纵使元昊称臣,而上书于朝廷自称吾祖,朝廷赐之诏书,亦称吾祖,是何等语?
对这个吾祖郑朗一直很怀疑,在西夏语中,它的含义是青天子。
为什么元昊非要选择这个青天子,而不是红天子,朱天子,黄天子或者白天子,须知党项人本身是尚白的。到了这时,元昊正式将兀卒升级为吾祖,郑朗才终于明白,之所以改名为嵬名吾祖,是纯粹恶心宋朝的。
我做了你的儿子,可你做了我的孙子,算来算去,元昊还划算了一个辈份。
朝廷也有人明白过来,余靖上书道,元昊派吕尼如定聿舍等来,已于紫宸殿朝见,窍以为元昊上书有吾祖之称,臣朝夕思之,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举。古域外称单于、可汗之类,皆中外共知,元昊无故创此名目,且彼称陛下为父,却让陛下呼为我祖,此非侮玩为何?贼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,况且灵盐绥宥,其实都是国家旧地,若辨封域,请西夏归还国家。
这个吾祖也让欧阳修伤心,贼称吾祖,闻朝廷不许之,可今听朝议风闻,议却未定,不知虚实,深切担忧。夫吾者,我也,祖者,俗所谓翁也。匹夫臣庶尚不肯呼人为父,若许此号,今后诏书须呼吾祖,是使朝廷呼蕃贼爷爷,不知何人敢开口?
又说,和若许贼不称臣,则虑契丹别索中国名分,此诚大患。使贼肯称臣,则契丹有邀功责报之患,臣与不臣,皆有后害。如不得己,则臣而通好,犹胜不臣。然后患不免也,所以有识之士、忧国之人,不愿急和。
在这里,欧阳修余靖韩琦蔡襄语气渐渐相同,也说明他们私下通过气。继续说,不羞屈志,急欲求和者有五,一不忠于陛下者急和,二无识之人欲急和,三歼邪之人欲急和,四疲兵懦将欲急和,五陕西之民欲急和。自用兵以来,在边鄙都劳于戎事,庙堂者劳于斡运,想陛下屈节就和,而自己目下安逸,他时后患,任陛下担当。
矛头对准了晏殊,可他官位小,没有敢直说。
韩琦先上七事。清政本,枢密院本兵之地,臣在枢密院所主多苛碎纤末之务,中书公事虽不预闻,恐怕也仿佛,应当让微琐悉归有司,只专论大事,使得从容谋议。念边,政斧循旧例,才午即出,稍留恐疑众,退朝食罢,匆签书而支,何来时间议及疆事。都堂应延一时,以专论边。擢贤才,承平以来,用人以叙迁之法,故遗才甚多,两府求一武臣代郭承佑,累曰不能得。宜仿祖宗旧制,于文武臣中选不能拨之,先试其能,看看能否能担当重用,用之正式叙迁,不能用者则退。备河北,与北通好三十几年,武备悉废,慢书之至,搔然蜞知所为。宜选转运使二人,密授经略,责以岁月,使营守御之备,则我能待之有素。固河东,昊贼陷丰州,掠河外属户殆尽,麟府孤绝,宜责本道帅度险要,建城堡,省转饷,为持久之计。
前五条都是不错的,包括备河北,虽说契丹没有敌意,但也要防备,有备则无敌意,无备难免会生觊觎之心。但从第六条便出现误差,收民心,祖宗置内藏库,乃备水旱兵革之用,非私蓄财充己欲,用兵以来,财用匮竭,宜稍出金帛以佐边用,民力可宽而众心安。自此起,韩琦与范仲淹的裂隙已经隐然产生。
国库空了,虽国库归三使司统管,东府也知道一些。他上书时未与范仲淹通气,所以才有了第六条。那来的财帛大佐边用?
第七条失误更大,营洛邑,这是为范仲淹声张的,燕京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,议举葺则张皇劳民,不如阴葺洛都为游幸之所,岁运太仓羡余之杰,以实其廪,则皇居壮矣。万一开封被攻破了呢?
可开封失守,还指望洛阳能守得住?
奇怪来哉,吕夷简就早为此事做过辨论,不知道为什么韩琦又将它翻出来。
接着又陈八事,选将帅,明按察,丰财利,抑侥幸,进能吏,退不才,去冗食,谨官路,又说,然数事之举,谤必随之。愿委信辅臣,听其措置,虽有怨谤,断在不疑。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,二敌岂足为国之患哉!
已经更接近于庆历新政的种种变法。
有的想法还是不错的,但不当说类似的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,或者一年不到,国家大治便会来临。想要一个国家好,那有那么快?就是贞观之治,文景之治,也不是一年两年,而是十几年的时间,开元盛世时间更长,直到天宝初年,唐朝政治武功才达到巅峰。全部信口开河地说一年,马上,可期,赵祯也就相信了。好,给你们治治看,可是半年过去,一年过去,什么也没有动,反而朝野上下吵成一锅粥,赵祯会不会失望?
但韩琦没有再说与西夏议和的事,一有欧阳修等小弟在弹劾,二郑朗也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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