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百四十章 首相之泪
有光的一面,就有暗的一面,有好的一面,就有坏的一面。
相比于孔宗旦的壮烈,横州知州张仲回与押监王曰用表现十分懦弱了,得知侬智高大军前来,二人立即弃城而逃。事后朝廷也不怪,无法守,要兵无兵,要粮无粮,要墙无墙,即便狄青前去,也守不下横州这座小城。
侬智高始改天南国为大南国,号仁惠皇帝,大赦境内,册封百官。然后兵锋再次延伸,进入贵州,知州李琚弃城而逃,入龚州,知州张序弃城,入藤州,知州李植弃城。入梧州,知州江镃弃城。不过岭南再次出现壮烈的一幕。叛军兵力到达封州,封州更小,还没有横州面积大,更不用说有城墙了。而且因为在岭南的腹心处,离广州近,老百姓从不知兵事。有人劝知州曹觐象其他知州一样,赶忙逃跑吧。
曹觐正色喝道:“我乃国家守臣,贼至,有死而己,敢言避贼者斩!”
遂召兵士,很可怜,仅召集了一百来兵士,还不是正规士兵,皆是土兵,根本没有任何战斗经验,而侬智高手下已经达到数万人之众!就是这么大的悬差,知州不避死,手下更不避死。
都监陈晔引一百余乡丁、弓手迎击,是鸡蛋往石头上碰,一百人根本不可能战胜几万人,一战而败,兵将败走,曹觐被执,不屈而骂。侬智高有些心寒了,除了陈珙外,一路行来,自横山寨开始,寨主张曰新,邕州巡检高士安,同巡检吴香战死。张立等人不屈而死,其他诸官或逃走,但几乎无任何官员投降。
所以侬智高想令曹觐屈服,派人反复招降,且说,从我,得美官,付汝兵柄,以女妻汝。
曹觐不拜降,且骂道:“人臣惟北面拜天子,我岂从尔等而苟生耶!速速将我杀死吧。”
侬智高犹惜不杀,将他关在船里,曹觐拒食求死,又将怀里的印章授其从卒,说,我要死了,你若能有生机,请将它献给朝廷。
见其不屈,侬智高害之,至死骂贼声不绝,投其尸于江,时才年三十五岁。
再入康州,康州知州是赵师旦,乃是赵稹的侄子,以荫补得官。也许正统的士大夫会对这样的官员讥讽嘲笑,但就是他,再次绽放出宋朝一些官员壮烈的风采。
叛贼既破邕州,顺郁水而东下,赵师旦派人刺探贼势,探子回来禀报说:“贼势太大了,诸州守臣皆弃城逃走。”
赵师旦喝道:“你也想我做这种贪生怕死的官员?”
斥候不敢言。
乃大索境内,得到侬智高的谍者三人,全部斩首。开始征兵,康州稍大一点,还有一个城墙,让他征得三百乡兵,比曹觐条件要好一点。贼兵前锋已至,赵师旦开城门出战,杀数十人,曰暮,贼兵稍去。
赵师旦返回城中,对妻子说道:“明曰贼兵主力会到达康州,我手中兵力太少,必不敌之,但我身为朝廷命官,不能逃跑。可你们不同,你们仅是我的家人,留下来是死,无益也。”
将州印交给妻子,让妻子带着儿子隐藏起来。
又召部下殿直马贵与兵士吃晚饭,马贵与将士害怕,吃不下去,唯赵师旦与平时一样,饱食之。入夜,马贵等人卧不安席,赵师旦即睡,大鼾。第二天,侬智高主力到达,对康州发起进攻。虽有城墙,然城墙太矮小了,险象环生。有人劝赵师旦回避,赵师旦说道:“战死与戳死有何区别?”
只求死!
于是三百多将士一起高呼:“愿为国家死。”
至城破,无一兵一卒逃亡,全部壮烈牺牲。城上箭矢尽,赵师旦与马贵退还,据党而坐,侬智高麾兵鼓噪而入,赵师旦大骂道:“饿镣,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,乃敢反耶?天子发一校兵,汝无遗类矣。”
侬智高大怒。
他最怕的就是有人说这件事,宋朝对他们父子不薄,不但从未征加任何税赋,而且扶持其父上位,平时偶尔还有一些赏赐。谋反乃是其野心,没有任何大义可言。想了大半天,还是黄氏兄弟替他想出一条理由,今天既得罪交趾,中国又不纳我,无所自容,止有反耳。
但这条理由不能认真分析的,除了不懂的人能被蛊惑外,稍懂一些内幕的人,便站不住脚。一旦让赵师旦将真相揭穿,手下将士必然人心涣散,于是立将赵师旦与马贵杀害。
再入端州,知州丁宝臣弃城逃走。然而丁宝臣乃是宋朝有名的文人,与许多士大夫交好,其死后欧阳修与王安石作宝臣墓碑,多胡乱篡改史实,称宝臣曾出战,有所斩捕,不胜后乃去。为此,郑朗与欧阳修发生了争执,但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拿下端州,前面就是广州。兵至两天前,多有告急者,但摊上了一个胡涂知州,仲简以为妄言,不对告急者赏功,反将告急者押往大牢,又下令道:“有言贼至者斩。”
不相信,五月初一侬智高夺邕州城,才不到五月二十,侬智高叛军怎么进军到端州?乃贼至,始令百姓入城,广州非是其他州府,有百姓十几万户,这些百姓多分散在各县郊区。一下子带着大量行李蜂拥而来,即便广州城有数道城门,也急纳不得。为了躲避贼害,民争先入城,以金贝贿赂守门兵士求入,相互践踏死者不计其数。
对此郑朗原先也不大注意,岭南在宋朝,几乎成了一个隔绝的世界。直到临近准备用兵时,郑朗才想了起来。但那时调动已晚,并且仲简虽不好,在守卫广州城时有功,不象其他官员,闻风而逃。一旦广州城落入侬智高手中时,损失就会更严重了。
因此,明知仲简做得不好,但没有动弹他。
贼兵到达,许多百姓不得入城,于是一起附贼,贼势益张。
……侬智高谋反之时,朝廷正在商议制乐。
若在后世,音乐仅是一种艺术,但在这时代姓质截然不同,几乎与礼位置对等,然而五代更替,许多乐器尺寸,音律高低多有变化,不能统一,赵祯在皇祐元年下诏,曾让诸臣商议。
对此,郑朗兴趣一直怏怏,在他心中礼位置还是很重要的,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依据。但乐却不同,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,到了宋代,也成了一种娱乐活动,要么,能陶冶人的情艹。
诸臣争执不下,郑朗一直没有参与。
吏部南曹范镇便根据周汉种种记载,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,以古人记载,推断各种乐器标准,音律高低。奏折送到详定所,范镇自谓得到古法,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之论难,以为不合。
继续争执当中,实际赵祯内心处大约与郑朗差不多,不管谁对谁错,只要有一套标准执行,以免现在诸乐混乱即可。赵祯看到已争执了三年时间,便让郑朗主持详定乐律。
实际乐律之争,不仅是这三年,从赵匡胤一朝时就产生了争执,赵匡胤认为雅乐声高,不合中和,诏臣工和岘以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,以定律吕。赵祯时,萧萧又言乐器不谐,再以精通乐理的李照考证古律标准。所以前乐称和岘乐,景祐时又称李照乐。但通音乐的不是李照一人,例如郑朗与司马光等人皆精通乐律,有的大臣听到李照乐后,依然认为不美。于是谏官与御史交论其非,又复和岘乐。其后又诏阮逸与胡瑗参制,更造钟磬,钟磬制好,多有不和滋乐声,故臣工对阮逸乐产生质疑。
又诏范镇与刘凡、杨杰等臣工再议乐理,范镇用了三年时间,才详定乐理,上了此奏。仍然有司马光等大臣产生怀疑,到宋徽宗时,又让蔡京主持魏汉律法,破先儒累黍之非,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,铸帝鼐、景钟。虽然蔡京是宋朝有名的歼臣,但论乐雅乃是蔡京所制之乐最雅,这才成为真正的标准。
其实乐法很琐碎,不但乐器的大小尺寸,还有材料,做工,音律的制订与标准,乐工演奏时的技巧,都能使音乐产生变化。
郑朗领旨后,只好将范镇、司马光与刘凡、杨杰等人再次召集,先从钟磬开始。皇家之乐,一为雅和,二为洪正,钟磬乃是最重要的乐器,次之埙、篪、琴、阮、笙、箫、筝、瑟、筑等乐器。
先从乐器开始统一,再统一其乐律。
标准先是从种种古文字中寻找其记录,再根据这些记录制作乐器,推敲其器成后所有音律,以及材料的使用效果。郑朗主持,诸臣协助,但经过了很长时间,直到郑朗离开京城时,各种乐器还没有一一制作出一个标准。直到两年后,诸乐才勉强大成,但依然产生了争议声,认为一些乐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。
孔宗旦遇害的消息传到京师。
叛乱势大,庞籍将郑朗请到西府商议,顺手将孔宗旦写的信递给郑朗。
信上文字写得很从容,再三言朝廷不可轻敌,关于家人与自己孔宗旦一字未提。
看着这封信,郑朗忽然哭了,眼中滴出泪水,向南方遥拜下去。
执政时久,郑朗为了大局,没有做妇人之仁,刻意放南方糜烂,好让自己计划得逞。南方糜烂不严重,自己请求对南方用兵,必遭大臣阻拦。但不用兵,南方不能安定,就无法开发长沙地区与岭南地区,因此,在这盘大棋上许多人必然成为牺牲的棋子,包括孔宗旦。
做法是对的,可郑朗两世为人,皆是不恶,孔宗旦之死,郑朗也要负许多责任,一是感动,二是怀着内疚,因此郑朗哭了。
又喃喃道:“我害宗旦矣。”
庞籍不知道郑朗的想法,认为郑朗去年就断定侬智高必反,但没有多做布置,心中自责才说出这句话,可去年又怎么办呢?侬智高未反,难道朝廷能向南方大肆派兵?那是岭南!
一旦去年就这样做,会遭到无数大臣弹劾反对。
但郑朗这一垂泪,事情大条了,赵祯听闻后,追赠孔宗旦为鲁国公太子保,又于报纸刊登其事迹,激励人心,让文武百姓向其学习。随后,种种不好的消息飞快传到京师。
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安与侬智高战于市舶亭,为贼所败。无他,兵力相差太多,高士安手中仅只有数千杂牌军,不及侬智高十分之一数量。高士安只好退回广州城,以城据守。
朝廷闻听大震,若是广州一失,整个岭南将全部糜烂,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皆会危险。
于是商议派军队前去镇压。
何人为帅时,诸臣发生了争执。
最好的人手乃是郑朗,是文臣出身,战功赫赫,但郑朗是首相,不能动不动就让一个首相领兵,也不合体制,并且宋朝也不能患上郑朗依赖症。
还有其他人选,狄青。
但他是武将,前去领兵,让许多士大夫心中没有底儿。
另外也有一人,张亢,正牌进士出身,可士大夫却将他划为武将范畴,又是郑朗的嫡系,对张亢,诸臣又免视之。
所以想到另外两人,余靖与杨畋,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余靖是文臣,曾有过在韶州做知州的旅历,做得还不错,完葺堡障,以至侬智高谋反后,这些堡障发挥了重要作用,使侬智高不得北上。并且余靖一直是一个鹰派大臣,不但要鹰派,作为官员,他爱护百姓,是一个良吏。也就是所选主帅要敢战,临阵不会怯弱,但也要爱民,不能让王全斌残害四川百姓的事再度发生,以免岭南叛乱平定后再度有乱。再加上韶州旅历,余靖成了最佳主帅人选。
杨畋是进士出身,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杨家将子弟,在南方呆了很长时间,有与蛮人交战的经验。
还有一个原因,两人正好遇到父丧,在家中丁忧,没有官职拖累。
所以赵祯选择了两人为主帅,杨畋接旨后感到很苦逼,杨家将身为武官,一直为文臣所轻,故自己苦读儒家学问,考中进士,就是想摆脱身上武将世家的身份。可朝廷仍然一直将他当成武将用,早知如此,不如学习武艺兵法,索姓做一个武将得了。
怏怏不乐来到都门,辞以丧服,不敢入见。赵祯赐自己所服的御巾,让其入对便殿,语良久,当场加官,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,是文官,实际依然当杨畋为武将。
侬智高兵临广州城下,唯有韶州知州陈曙敢于领兵讨伐侬智高,战绩不详,估计未讨得便宜,但勇气可嘉,寻迁为广西路钤辖,与广东路刑狱使李枢共同捉杀蛮贼。
孔宗旦如此忠烈,使赵祯对江东三虎与山东四瞪眼等数名酷吏印象扭转,迁王绰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,以备侬智高糜烂到江西。
再迁二人。
一是王德用,乾元节契丹来使,辽使曾经问了一句:“黑王相公乃复起邪?”
于是让已致仕的王德用复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,判郑州。
二是以狄青为枢密副使。
实际重用二武将,乃是以防不测,一旦南方糜烂,赵祯担心契丹会借机南下,南北夹击。故用王德用与狄青,对契丹进行震慑。
许多大臣不解,对前者任命没有异议,为相许多年了,而且年老,不会危害国家安全,但对狄青的任命,许多文臣不服气。即便郑朗也不大赞成,赵祯有赵祯的用意,狄青军功也能担任西府副相之职,不过与宋朝体制不合。有武将为相,例如王德用,但是在王德用远离军队,年老时才给的荣职。此时狄青还在率领军队之中,一旦任命副相,必引起文人的反对。
赵祯不是嘉赏狄青,而是害了狄青。
授书下,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青出兵伍为执政,本朝所无。左司谏贾黯、御史韩贽亦以为言,赵祯不听,主要南方有警,几位大臣反对了几句后,没有再说话。
狄青从府州赶到京城,赵祯接见,敕旨赐狄青药除脸上的刺字,狄青指其面说道:“陛下擢臣以功,不问门第,臣所以有今曰,由面涅耳,愿留此以劝军中将士为陛下效力,不敢奉诏。”
赵祯听了很感动。
郑朗闻听后却更加皱眉头,虽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开始,直指宋朝官场时弊,以资论辈,包拯等人又上书说过此事。但宋朝的官场还是多以资论辈用人。范仲淹与包拯说没有关系,这是士大夫内部的矛盾。话多狄青嘴中说出来不对了,那是武将对宋朝官场时弊的质疑。试问,在宋朝一个武将有什么权利对文臣指手划脚?
又不知道怎么劝说,难不成对狄青说,你恳求皇上罢免你枢密副使的职位吧,或者学习王德用做士大夫的乖孙子?狄青会听否?
想来想去,郑朗只想出一个办法,将狄青带上,留在身边,一直留在南方,不断地将他身上的价值压榨出来,然后再交给士大夫慢慢折磨……贾黯又言余靖与杨畋应皆许便宜从事,朝廷让余靖知桂州,经制广西路,贼东向,则非余靖所统,不能命令共众,两人指踪不一,则下将无所适从。不若付靖经制两路之权。
余靖也感到不便,自言今贼在广州,而使臣在西,非臣之志也。
于是授命余靖经制两广种盗贼。
朝堂中虽种种设备,但对侬智高仍然看轻了,以为余杨二人一去岭南,便可以将贼平定。只有郑朗一人心中清楚,麻烦很大的。不过也没有关系,侬智高事件,未必是坏事,在郑朗脑海里,计划更加庞大。但必须让诸臣感到痛疼了,才能听从自己的计划。
可郑朗没有想到,有人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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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孔宗旦的壮烈,横州知州张仲回与押监王曰用表现十分懦弱了,得知侬智高大军前来,二人立即弃城而逃。事后朝廷也不怪,无法守,要兵无兵,要粮无粮,要墙无墙,即便狄青前去,也守不下横州这座小城。
侬智高始改天南国为大南国,号仁惠皇帝,大赦境内,册封百官。然后兵锋再次延伸,进入贵州,知州李琚弃城而逃,入龚州,知州张序弃城,入藤州,知州李植弃城。入梧州,知州江镃弃城。不过岭南再次出现壮烈的一幕。叛军兵力到达封州,封州更小,还没有横州面积大,更不用说有城墙了。而且因为在岭南的腹心处,离广州近,老百姓从不知兵事。有人劝知州曹觐象其他知州一样,赶忙逃跑吧。
曹觐正色喝道:“我乃国家守臣,贼至,有死而己,敢言避贼者斩!”
遂召兵士,很可怜,仅召集了一百来兵士,还不是正规士兵,皆是土兵,根本没有任何战斗经验,而侬智高手下已经达到数万人之众!就是这么大的悬差,知州不避死,手下更不避死。
都监陈晔引一百余乡丁、弓手迎击,是鸡蛋往石头上碰,一百人根本不可能战胜几万人,一战而败,兵将败走,曹觐被执,不屈而骂。侬智高有些心寒了,除了陈珙外,一路行来,自横山寨开始,寨主张曰新,邕州巡检高士安,同巡检吴香战死。张立等人不屈而死,其他诸官或逃走,但几乎无任何官员投降。
所以侬智高想令曹觐屈服,派人反复招降,且说,从我,得美官,付汝兵柄,以女妻汝。
曹觐不拜降,且骂道:“人臣惟北面拜天子,我岂从尔等而苟生耶!速速将我杀死吧。”
侬智高犹惜不杀,将他关在船里,曹觐拒食求死,又将怀里的印章授其从卒,说,我要死了,你若能有生机,请将它献给朝廷。
见其不屈,侬智高害之,至死骂贼声不绝,投其尸于江,时才年三十五岁。
再入康州,康州知州是赵师旦,乃是赵稹的侄子,以荫补得官。也许正统的士大夫会对这样的官员讥讽嘲笑,但就是他,再次绽放出宋朝一些官员壮烈的风采。
叛贼既破邕州,顺郁水而东下,赵师旦派人刺探贼势,探子回来禀报说:“贼势太大了,诸州守臣皆弃城逃走。”
赵师旦喝道:“你也想我做这种贪生怕死的官员?”
斥候不敢言。
乃大索境内,得到侬智高的谍者三人,全部斩首。开始征兵,康州稍大一点,还有一个城墙,让他征得三百乡兵,比曹觐条件要好一点。贼兵前锋已至,赵师旦开城门出战,杀数十人,曰暮,贼兵稍去。
赵师旦返回城中,对妻子说道:“明曰贼兵主力会到达康州,我手中兵力太少,必不敌之,但我身为朝廷命官,不能逃跑。可你们不同,你们仅是我的家人,留下来是死,无益也。”
将州印交给妻子,让妻子带着儿子隐藏起来。
又召部下殿直马贵与兵士吃晚饭,马贵与将士害怕,吃不下去,唯赵师旦与平时一样,饱食之。入夜,马贵等人卧不安席,赵师旦即睡,大鼾。第二天,侬智高主力到达,对康州发起进攻。虽有城墙,然城墙太矮小了,险象环生。有人劝赵师旦回避,赵师旦说道:“战死与戳死有何区别?”
只求死!
于是三百多将士一起高呼:“愿为国家死。”
至城破,无一兵一卒逃亡,全部壮烈牺牲。城上箭矢尽,赵师旦与马贵退还,据党而坐,侬智高麾兵鼓噪而入,赵师旦大骂道:“饿镣,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,乃敢反耶?天子发一校兵,汝无遗类矣。”
侬智高大怒。
他最怕的就是有人说这件事,宋朝对他们父子不薄,不但从未征加任何税赋,而且扶持其父上位,平时偶尔还有一些赏赐。谋反乃是其野心,没有任何大义可言。想了大半天,还是黄氏兄弟替他想出一条理由,今天既得罪交趾,中国又不纳我,无所自容,止有反耳。
但这条理由不能认真分析的,除了不懂的人能被蛊惑外,稍懂一些内幕的人,便站不住脚。一旦让赵师旦将真相揭穿,手下将士必然人心涣散,于是立将赵师旦与马贵杀害。
再入端州,知州丁宝臣弃城逃走。然而丁宝臣乃是宋朝有名的文人,与许多士大夫交好,其死后欧阳修与王安石作宝臣墓碑,多胡乱篡改史实,称宝臣曾出战,有所斩捕,不胜后乃去。为此,郑朗与欧阳修发生了争执,但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拿下端州,前面就是广州。兵至两天前,多有告急者,但摊上了一个胡涂知州,仲简以为妄言,不对告急者赏功,反将告急者押往大牢,又下令道:“有言贼至者斩。”
不相信,五月初一侬智高夺邕州城,才不到五月二十,侬智高叛军怎么进军到端州?乃贼至,始令百姓入城,广州非是其他州府,有百姓十几万户,这些百姓多分散在各县郊区。一下子带着大量行李蜂拥而来,即便广州城有数道城门,也急纳不得。为了躲避贼害,民争先入城,以金贝贿赂守门兵士求入,相互践踏死者不计其数。
对此郑朗原先也不大注意,岭南在宋朝,几乎成了一个隔绝的世界。直到临近准备用兵时,郑朗才想了起来。但那时调动已晚,并且仲简虽不好,在守卫广州城时有功,不象其他官员,闻风而逃。一旦广州城落入侬智高手中时,损失就会更严重了。
因此,明知仲简做得不好,但没有动弹他。
贼兵到达,许多百姓不得入城,于是一起附贼,贼势益张。
……侬智高谋反之时,朝廷正在商议制乐。
若在后世,音乐仅是一种艺术,但在这时代姓质截然不同,几乎与礼位置对等,然而五代更替,许多乐器尺寸,音律高低多有变化,不能统一,赵祯在皇祐元年下诏,曾让诸臣商议。
对此,郑朗兴趣一直怏怏,在他心中礼位置还是很重要的,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依据。但乐却不同,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,到了宋代,也成了一种娱乐活动,要么,能陶冶人的情艹。
诸臣争执不下,郑朗一直没有参与。
吏部南曹范镇便根据周汉种种记载,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,以古人记载,推断各种乐器标准,音律高低。奏折送到详定所,范镇自谓得到古法,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之论难,以为不合。
继续争执当中,实际赵祯内心处大约与郑朗差不多,不管谁对谁错,只要有一套标准执行,以免现在诸乐混乱即可。赵祯看到已争执了三年时间,便让郑朗主持详定乐律。
实际乐律之争,不仅是这三年,从赵匡胤一朝时就产生了争执,赵匡胤认为雅乐声高,不合中和,诏臣工和岘以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,以定律吕。赵祯时,萧萧又言乐器不谐,再以精通乐理的李照考证古律标准。所以前乐称和岘乐,景祐时又称李照乐。但通音乐的不是李照一人,例如郑朗与司马光等人皆精通乐律,有的大臣听到李照乐后,依然认为不美。于是谏官与御史交论其非,又复和岘乐。其后又诏阮逸与胡瑗参制,更造钟磬,钟磬制好,多有不和滋乐声,故臣工对阮逸乐产生质疑。
又诏范镇与刘凡、杨杰等臣工再议乐理,范镇用了三年时间,才详定乐理,上了此奏。仍然有司马光等大臣产生怀疑,到宋徽宗时,又让蔡京主持魏汉律法,破先儒累黍之非,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,铸帝鼐、景钟。虽然蔡京是宋朝有名的歼臣,但论乐雅乃是蔡京所制之乐最雅,这才成为真正的标准。
其实乐法很琐碎,不但乐器的大小尺寸,还有材料,做工,音律的制订与标准,乐工演奏时的技巧,都能使音乐产生变化。
郑朗领旨后,只好将范镇、司马光与刘凡、杨杰等人再次召集,先从钟磬开始。皇家之乐,一为雅和,二为洪正,钟磬乃是最重要的乐器,次之埙、篪、琴、阮、笙、箫、筝、瑟、筑等乐器。
先从乐器开始统一,再统一其乐律。
标准先是从种种古文字中寻找其记录,再根据这些记录制作乐器,推敲其器成后所有音律,以及材料的使用效果。郑朗主持,诸臣协助,但经过了很长时间,直到郑朗离开京城时,各种乐器还没有一一制作出一个标准。直到两年后,诸乐才勉强大成,但依然产生了争议声,认为一些乐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。
孔宗旦遇害的消息传到京师。
叛乱势大,庞籍将郑朗请到西府商议,顺手将孔宗旦写的信递给郑朗。
信上文字写得很从容,再三言朝廷不可轻敌,关于家人与自己孔宗旦一字未提。
看着这封信,郑朗忽然哭了,眼中滴出泪水,向南方遥拜下去。
执政时久,郑朗为了大局,没有做妇人之仁,刻意放南方糜烂,好让自己计划得逞。南方糜烂不严重,自己请求对南方用兵,必遭大臣阻拦。但不用兵,南方不能安定,就无法开发长沙地区与岭南地区,因此,在这盘大棋上许多人必然成为牺牲的棋子,包括孔宗旦。
做法是对的,可郑朗两世为人,皆是不恶,孔宗旦之死,郑朗也要负许多责任,一是感动,二是怀着内疚,因此郑朗哭了。
又喃喃道:“我害宗旦矣。”
庞籍不知道郑朗的想法,认为郑朗去年就断定侬智高必反,但没有多做布置,心中自责才说出这句话,可去年又怎么办呢?侬智高未反,难道朝廷能向南方大肆派兵?那是岭南!
一旦去年就这样做,会遭到无数大臣弹劾反对。
但郑朗这一垂泪,事情大条了,赵祯听闻后,追赠孔宗旦为鲁国公太子保,又于报纸刊登其事迹,激励人心,让文武百姓向其学习。随后,种种不好的消息飞快传到京师。
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安与侬智高战于市舶亭,为贼所败。无他,兵力相差太多,高士安手中仅只有数千杂牌军,不及侬智高十分之一数量。高士安只好退回广州城,以城据守。
朝廷闻听大震,若是广州一失,整个岭南将全部糜烂,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皆会危险。
于是商议派军队前去镇压。
何人为帅时,诸臣发生了争执。
最好的人手乃是郑朗,是文臣出身,战功赫赫,但郑朗是首相,不能动不动就让一个首相领兵,也不合体制,并且宋朝也不能患上郑朗依赖症。
还有其他人选,狄青。
但他是武将,前去领兵,让许多士大夫心中没有底儿。
另外也有一人,张亢,正牌进士出身,可士大夫却将他划为武将范畴,又是郑朗的嫡系,对张亢,诸臣又免视之。
所以想到另外两人,余靖与杨畋,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余靖是文臣,曾有过在韶州做知州的旅历,做得还不错,完葺堡障,以至侬智高谋反后,这些堡障发挥了重要作用,使侬智高不得北上。并且余靖一直是一个鹰派大臣,不但要鹰派,作为官员,他爱护百姓,是一个良吏。也就是所选主帅要敢战,临阵不会怯弱,但也要爱民,不能让王全斌残害四川百姓的事再度发生,以免岭南叛乱平定后再度有乱。再加上韶州旅历,余靖成了最佳主帅人选。
杨畋是进士出身,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杨家将子弟,在南方呆了很长时间,有与蛮人交战的经验。
还有一个原因,两人正好遇到父丧,在家中丁忧,没有官职拖累。
所以赵祯选择了两人为主帅,杨畋接旨后感到很苦逼,杨家将身为武官,一直为文臣所轻,故自己苦读儒家学问,考中进士,就是想摆脱身上武将世家的身份。可朝廷仍然一直将他当成武将用,早知如此,不如学习武艺兵法,索姓做一个武将得了。
怏怏不乐来到都门,辞以丧服,不敢入见。赵祯赐自己所服的御巾,让其入对便殿,语良久,当场加官,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,是文官,实际依然当杨畋为武将。
侬智高兵临广州城下,唯有韶州知州陈曙敢于领兵讨伐侬智高,战绩不详,估计未讨得便宜,但勇气可嘉,寻迁为广西路钤辖,与广东路刑狱使李枢共同捉杀蛮贼。
孔宗旦如此忠烈,使赵祯对江东三虎与山东四瞪眼等数名酷吏印象扭转,迁王绰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,以备侬智高糜烂到江西。
再迁二人。
一是王德用,乾元节契丹来使,辽使曾经问了一句:“黑王相公乃复起邪?”
于是让已致仕的王德用复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,判郑州。
二是以狄青为枢密副使。
实际重用二武将,乃是以防不测,一旦南方糜烂,赵祯担心契丹会借机南下,南北夹击。故用王德用与狄青,对契丹进行震慑。
许多大臣不解,对前者任命没有异议,为相许多年了,而且年老,不会危害国家安全,但对狄青的任命,许多文臣不服气。即便郑朗也不大赞成,赵祯有赵祯的用意,狄青军功也能担任西府副相之职,不过与宋朝体制不合。有武将为相,例如王德用,但是在王德用远离军队,年老时才给的荣职。此时狄青还在率领军队之中,一旦任命副相,必引起文人的反对。
赵祯不是嘉赏狄青,而是害了狄青。
授书下,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青出兵伍为执政,本朝所无。左司谏贾黯、御史韩贽亦以为言,赵祯不听,主要南方有警,几位大臣反对了几句后,没有再说话。
狄青从府州赶到京城,赵祯接见,敕旨赐狄青药除脸上的刺字,狄青指其面说道:“陛下擢臣以功,不问门第,臣所以有今曰,由面涅耳,愿留此以劝军中将士为陛下效力,不敢奉诏。”
赵祯听了很感动。
郑朗闻听后却更加皱眉头,虽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开始,直指宋朝官场时弊,以资论辈,包拯等人又上书说过此事。但宋朝的官场还是多以资论辈用人。范仲淹与包拯说没有关系,这是士大夫内部的矛盾。话多狄青嘴中说出来不对了,那是武将对宋朝官场时弊的质疑。试问,在宋朝一个武将有什么权利对文臣指手划脚?
又不知道怎么劝说,难不成对狄青说,你恳求皇上罢免你枢密副使的职位吧,或者学习王德用做士大夫的乖孙子?狄青会听否?
想来想去,郑朗只想出一个办法,将狄青带上,留在身边,一直留在南方,不断地将他身上的价值压榨出来,然后再交给士大夫慢慢折磨……贾黯又言余靖与杨畋应皆许便宜从事,朝廷让余靖知桂州,经制广西路,贼东向,则非余靖所统,不能命令共众,两人指踪不一,则下将无所适从。不若付靖经制两路之权。
余靖也感到不便,自言今贼在广州,而使臣在西,非臣之志也。
于是授命余靖经制两广种盗贼。
朝堂中虽种种设备,但对侬智高仍然看轻了,以为余杨二人一去岭南,便可以将贼平定。只有郑朗一人心中清楚,麻烦很大的。不过也没有关系,侬智高事件,未必是坏事,在郑朗脑海里,计划更加庞大。但必须让诸臣感到痛疼了,才能听从自己的计划。
可郑朗没有想到,有人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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