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百零二章 老天都不怕
醉翁之意不在酒,郑朗说得还不明白吗?
不管皇考重要不重要,赵曙此举是在破坏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。
看到郑朗文章后,更多大臣加入进谏行列,有的用十三经里的章句进劝,有的拿历史来进劝。暂时濮仪是没办法进行下去,然而赵曙不继续也不表示反悔。
夫子说刚、毅、木、讷,近仁。
似乎赵曙都有了。
大臣怎么劝都不管用,难道不刚吗?
自皇嗣时就在闹,四拒十八辞,即位后屡屡发疯不哭,侮辱曹太后,到现在的濮仪,一步步逼迫,难道不毅吗?
不顾其他人任何想法,难道不木吗?
动辄生病或者不言不语,难道不讷吗?
实际郑朗恨就恨在这一点。为亲生父亲争一点名声倒也罢了,为什么要做其他疯狂的事,无论对曹太后的不孝,或者对赵祯的忤逆,或者尸骨未寒之即就将赵祯的嫔妃子女一起撵出皇宫,难道这也能原谅吗?
若连这个也要辨解说赵曙做得对,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了。
正是这一连串的举动,让郑朗含蓄隐晦地借修儒学为名,讲了孝慈,对赵曙出手,导致大臣疯狂地反对与进谏,并且老天也来了报应。
八月,忽然老天降下一场特大的暴雨,一下就是好些天。与黄河无关,郑朗治河,花了惊人的钱帛,但确实起了很大作用,这两年不但黄河没有决堤现象,甚至汴河、济水到淮河,都很少发生决堤灾害。
水势是通了,能保住堤岸,但这时候又没有大型水泵,一旦暴雨连绵,内涝是免不了的。
这场古怪的大雨下得无比的大。
大到京城成了一座水上城市,大街小巷变成长江黄河,许多房屋轰然倒塌,淹死了许多百姓与牲畜。整个京城在水上漂着,皇城也不例外。赵曙一看不好,不管外面如何,不能让皇宫里到处充满了积水,不讲民情吧,这大半人深的积水,马上宫殿都能倒下,砸死了宫人不算,又得要花多少钱重新修葺?
便将大臣喊到崇政殿。
只来了十几个人,全部在忙着搬家呢。并且赵曙这样闹,大臣们也没了多少心思。
赵曙就问道:“诸卿,怎么办?”
文彦博皱了皱眉头。
见微知著。
赵祯朝时也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内涝,没有这次来得急迫,内涝的水势也不及这次高,但来得更绵长。然而那次赵祯每诏大臣议事,谁个没有来?人心散了。
但什么也没有说,他才是真正的不插入也不反对。
这时候就看到大家对水利的精通知程度,本来是有一次机会的,若是程师孟未下放,便不会出现下面的悲剧。程师孟下放了,看似欧阳修精通水利,外面人也是这么评价的。实际不是,郑朗最后让欧阳修将河工收尾,主要是怕韩琦与欧阳修会不顾大局,坏河工的大事。郑朗做了保姆式的服务,所有的计划罗列十分详细,甚至具体到每一条小渠。再加上程师孟与周沆等良吏的主管,欧阳修收尾时出现浪费与耽搁了时间,才没有出意外。但正是保姆式的服务,导致欧阳修失去了一次戡磨机会。即便主持过河工,对水利,欧阳修其实谈不上多精通。
怎么办?
大家一起不发言。
赵曙说了一句常识姓的话,先将西华门打开,将宫中的水放出去。
汴梁城有四条大河,最北边乃是五丈河,出了东京城与金水河汴水汇合,下游直到水泊梁山。接下来便是金水河,原来金水河不通东京城,直接注入五丈河与汴水,但后人将它引入京城,直达大内西北,引入大内,用来洗涤或者灌溉大内的花草树木。里城的南部便是汴水,正中是鼎鼎大名的州桥。再向南就是里城的南门朱雀门,然后是御街,朱雀门与太学之间是呈倒u型的蔡水。
这种地形决定了两个因素,水运发达,水运发达便意味着商业发达。容易受到水灾与内涝。
汴梁未做为京城之前,在隋唐朝就是发达的商业城市,为了避免灾害,州衙设在汴梁城的高处。也不会高多少,整人京城地势平坦,只能说稍高一点。
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虽立都,未大修过,仅是将州衙草草修了一下,就算是皇宫。直到宋朝治都,才逐渐完善。还是以州衙为中心而建的,因此宋朝皇城虽绝对地立在中轴线上,却向稍稍向北去了一点。
大内十几道皇门,唯独西华门最低,只要打开西华门,理论上是基本将大内的积水一起能排出去。
因为皆不懂,十几名大臣无一人反对。
天大地大,皇城最大。
一声令下,西华门放水。
这一放就不是那么一回事,水往低处走,一起冲向西华门。这本是计划当中的,可水却不是在计划当中。
首先就是面积,宋朝皇城没有紫禁城大,可也不小,包括后宫,还有诸司,紫禁城周长七里,宋朝皇城周长也有五里,面积也接近千亩。若是千亩面积的积水问题也不要紧。关健还有其他,一些人工小湖,还不要紧。还有一条致命的水源,金水河。
通向大内金水河是单独引过来的,属于支流,陡门不在皇城,也不可能在皇城,那多不雅哪。它在西北方向,若是金水河暴涨,陡门在哪里关上,现在也关上了。关健东南城内这一段并没有陡门节流。
西华门打开,宫内积水向西华门冲去,包括城内金水河这一段水也随之冲了过去。地形原因,中间高四周低,金水河水想泄走,必须沿着东边再绕到南边,冲入西华门。
有地方去了,哗啦啦地流着欢快,水势激荡,巨浪排空,一路而扫,连带着将大内东边的侍卫营房一起冲垮,淹死了一大批侍卫与马匹……自宋立国以来,皇宫里居然掩死了大批侍卫与战马,有没有过?
皇宫水排出去,可到处是一片断壁残垣,以及人的死尸,马的死尸,君臣更是目瞪口呆。
救灾吧。
不但要救城内百姓,还要救皇宫,委托盐铁副使杨佐与入内押班张茂则维修西北班屋,权度支副使李肃之与景福殿使石全斌维修东边班屋。又让八名大臣与大使臣度工督役,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、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,不仅是督皇宫的工,也度城内的工,城内同样也倒了许多房屋。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臣赐死诸军民钱,葬祭其无主者。
淹死的禁兵与百姓仅是有名有姓的就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八人,无名无姓的更多。
百姓不要紧,关健是在皇宫里居然淹死了好几百名禁兵。
主要还是不懂水利,若懂,先从高处数门放水,等宫内积水稍小一点,再打开西华门,水势不会那么激,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催的事。
但就是发生了,赵曙也不懂。
翻看史书,还是宋朝第一遭,加上他自己心中也清楚,干的这些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。
害怕了,下了罪己诏,乃者庚寅大雨,室庐垫伤,被溺者众,大田之稼,害於有秋。灾变之来,曾不虚发,岂朕之不敏于德,而不明于政欤?将天下刑狱滞冤,赋繇繁苦,民有愁叹无聊之声,以歼顺气欤?不然,何天戒之甚着也?中外臣僚并许上封事,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害,可以佐元元者,悉心以陈,无有所讳。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,其协德交修,以辅不逮。
两制官员先是草诏,说是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。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,正是你与几个宰相沆瀣一气带来的。
赵曙一看,不能写,一写说不定连自己都保不住几位宰相,于是说:“银雨为灾,专以戒朕不德。”
王珪软了,改成了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,其协德交修,以辅不逮。
韩琦逃过一劫。
一场大雨,“证明”了许多事。
吕大防进言,为什么会有这场大水,八条原因,主恩不立,臣权太盛,邪议干政,私恩害公,西北连谋,盗贼恣行,众臣失职,刑罚失平。不仅是濮仪之争,国家已经乱了,王法不公,有边患,百姓也不安份了,主要原因就是皇上你没有做好,还有那几个权相又歼又邪还违例地掌控着过多的大权。
司马光说得更有针对姓,三条,对太后不恭(你是蠢子),对两府弄权不查,不听台谏善言。
贾黯更说白了,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,故七庙神灵震怒,天降雨水,流杀人民。看到赵曙不听,正好生病,于是引疾求去,这一病病重,临终前还遗奏数百言,让赵曙早以赵允让为濮王,而非是什么皇考,以安天下臣民之心。
吕诲说,《五行志》曰:简宗庙,废祭祀,水不润下。乃者濮安懿王一事,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,终罢追封,不及燕王之例,礼失中而孝不足,是亦几乎慢也。为什么有这场水害,就是濮仪过了,上天在惩罚。
赵曙忽信忽疑,不敢吭声。
水灾过后,暂时太平无事,赵曙未再暗中授意韩琦提及皇考一案,但也未定落赵允让止授一王追赠。
韩绛倒是中规中矩进了一谏,不仅是水灾,国家财政渐渐不良。西方用兵,再加上这场水灾,财政渐渐更加吃紧,皇上,你还是将某人召回来吧。
慈善会刚成立不到两个来月,就来了这场水灾,表现十分完美,前后筹得款项达到两百万缗有余,及时地用在灾民身上,几万户百姓受益,也及时缓解了一部分朝廷财政压力。
但还是不够的,两百万缗钱放在灾民身上,确实使许多灾民解脱出来,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,算那一门子。
在大灾害面前,赵曙居然听了韩绛的话。
可此时司马光却默默不言,偶尔也与郑朗书信来往,郑朗写得不清不楚,但说了一句话,黄河不发生数次决堤,朝廷就不会有勇气进行那么大的河工。没有侬智高,朝廷就不会让自己南下。司马光明白了,不烂到一定时候,让上下都感到巨大压力,郑朗是不会出山的。
诏书下达,郑朗根本不会出来的,以丁忧拒绝。
过了一个来月,水害过去,赵曙渐渐再度遗忘。
九月下旬,同知谏院蔡抗因过崇赵允让,指陈切至,涕下被面,赵曙亦感泣。蔡抗认为赵曙大约改悔,又以京师大水,推原大臣过错,殿前说对,于是诏书改为知制诰判国子监,罢了谏职。
十月,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侍读,非是给赵顼侍读,而是给赵曙侍读。司马光接诏后,先是愕然,一会儿恍然大悟,立即上书道:“臣在谏职已有五年,前未有如此之久者,惟求知竭报国,因此与人立敌甚众,四海之内触处即能相逢,常恐他曰让子孙无容足之处。然不敢无故求出,不意想到朝廷更加奖擢,仍居旧任,既荷宠禄,则卒无得出之期,祸败罪诛,必不可免。愿赐哀矜,收还新命,许臣待制河中府,或者襄虢晋绦一州(此五州府正好有缺)。”
诏不许,但免去了司马光谏职。
范纯仁大惊失色,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道:“君实兄,此乃大道垂危之时,你为何离开谏院?”
司马光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非是我不想谏,也不是不想维护国家体制,礼法,尧夫,你想一想,连老天都不怕,还能说得好吗?”
范纯仁先是张口结舌,后是一愁莫展。
司马光又道:“有没有写信给郑公?”
“没怎么写。”
“你们这一家……”司马光说不下去,主动要求退下,是存了私心。能劝好赵曙,他还是想劝的。然而这么大天灾面前,才过一个月,赵曙又在打小主意,自己还能劝好么?上书说祸败罪诛那是夸大其词,但若继续呆下去,成为某些人眼中钉肉中刺,必然不会有好下场。面对范氏一面,司马光自感惭愧,改了口气说道:“写一写信问问郑公吧。他会给你答案的。”
这是六师弟,不然司马光根本懒得解释。
各有各的想法,曾公亮也感到象韩琦这样折腾下去不大好,于是进奏,先朝枢密使兼侍中,在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之上,今文彦博至,乞班序如故事。
想用文彦博来分韩琦的权。
从之,文彦博也位于韩琦班前,不过文彦博十分聪明,站班于前,可一声不吭,韩琦对也罢错也罢,与俺们没关系。俺们不参与,但也别指望俺与韩琦做对。
年关将近,宋朝与辽国两国要派贺使贺对方的元旦节。宋朝此次派的贺使比较多,一共三人,一个知谏院傅尧俞,另两人乃是侍御史赵鼎与赵瞻。诏书一下,三人不得不准备出发,吕诲急了,上奏说道,台谏者人主的耳目,中外事皆得风闻,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。臣马天圣景佑间,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,其后益衰减,乃是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,然而也不下十几人。
这里说的仅是御史台,还不包括谏院。
御史台机构不仅包括言臣,还有检法,主薄,推直,管勾,令史,知班等官吏,后者没有言事权,仅是御史台的副从官员。真正有言事权的是一名御史中丞,一名侍御史,两名殿中侍御史,六名监察御史,这十名言臣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除了这十名言臣外,还有临时的言臣,称为里行,御史里行使、殿中里行使、监察里行使,多者十几人,少者仅几人。
吕诲说的二十几人,就包括十几名里行。自从张贵妃死后,赵祯有点倦政,大病后更加倦政,比如庆历时太监绝对不敢对政事指手划脚的,张贵妃死后,太监就能了。
若不是考虑到郑朗带来的影响,后期数相当中,庞籍做得最好,很快因为做事就必须得罪人这条定律下去,后期文彦博与富弼,再到韩琦,一个比一个差。真比较起来,并不及贾昌朝与刘沆或陈执中。宋朝积贫积弱正是从文彦博二次为相,开始逐渐积留,韩琦与赵曙将它推向巅峰。
郑朗强行推荐庞籍,使情况稍稍好转,改变的也仅是经济,言臣并没有改变,诸相不想听言臣的罗嗦,越来越少。当然,也不能将责任一起推向富弼韩琦,主要还是皇上不作为,包括赵祯晚年的不想作为。
但无论怎么说,不提谏院,就是御史台也要保留十名言臣,这是底线。
然而呢,现在御史台言臣仅有五人,就这个五人,还让两人出差。谏院那边也不对,原来除了知谏院外,还有其他言官。天禧时有左右谏议大夫,左右司谏,左右正言六名谏官。不久缺而不置,天娥手中再设,知院六人,以谏议大夫,司谏与正言充任,其他官员充任的称为知谏院,也就是说员额最少得有六人以上。
现在呢,变成两个人,就这两个人,司马光迁领他职,剩下一个活宝傅尧俞居然还让他出差契丹。人数不对,再说奏章,原来封章虽说不能十上十报,最少能报五六,现在封章十上,报罢**。自古言路壅塞,未有如今之甚,臣私自为圣朝羞之!
书上,报了。
不要要言臣吗,给你一个言臣,邵必权知谏院。
吕诲傻眼。
不能说邵必是坏人,但他是那一边的人,看看履历就清楚了。赵祯崩后,选为颍王府翊善。这也不能证明什么,例如韩维。关健是后面,于群主殿中对,赵曙访世事,邵必对之,赵曙夸奖道,学士真国器也。于是让他与欧阳修同修起居注。他与欧阳修乃莫逆之交,这样的大臣到了谏院,还不清楚吗?
一个不够,再来一个,以给事中天章阁侍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书,不能证明他与韩琦、欧阳修有什么关系。但以前在濮仪案上此人一直沉默不言,天知道他与二人有没有什么不诡的关系?
邵必没有误会,对彭思永还真有些误会了。当时吕诲、吕大防以及范纯仁三个言臣心中的悲愤无法道出。元旦节到了,三人忍无可忍,范纯仁呆呆地听着外面的鞭炮声,又想到了司马光那句话,连老天都不怕,还能有什么办法?不过他多少沾着范仲淹的姓子,老天都不怕,但俺们要尽到言臣的职责。
在赵曙临去世一年前,最黑暗的时刻终于降临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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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皇考重要不重要,赵曙此举是在破坏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。
看到郑朗文章后,更多大臣加入进谏行列,有的用十三经里的章句进劝,有的拿历史来进劝。暂时濮仪是没办法进行下去,然而赵曙不继续也不表示反悔。
夫子说刚、毅、木、讷,近仁。
似乎赵曙都有了。
大臣怎么劝都不管用,难道不刚吗?
自皇嗣时就在闹,四拒十八辞,即位后屡屡发疯不哭,侮辱曹太后,到现在的濮仪,一步步逼迫,难道不毅吗?
不顾其他人任何想法,难道不木吗?
动辄生病或者不言不语,难道不讷吗?
实际郑朗恨就恨在这一点。为亲生父亲争一点名声倒也罢了,为什么要做其他疯狂的事,无论对曹太后的不孝,或者对赵祯的忤逆,或者尸骨未寒之即就将赵祯的嫔妃子女一起撵出皇宫,难道这也能原谅吗?
若连这个也要辨解说赵曙做得对,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了。
正是这一连串的举动,让郑朗含蓄隐晦地借修儒学为名,讲了孝慈,对赵曙出手,导致大臣疯狂地反对与进谏,并且老天也来了报应。
八月,忽然老天降下一场特大的暴雨,一下就是好些天。与黄河无关,郑朗治河,花了惊人的钱帛,但确实起了很大作用,这两年不但黄河没有决堤现象,甚至汴河、济水到淮河,都很少发生决堤灾害。
水势是通了,能保住堤岸,但这时候又没有大型水泵,一旦暴雨连绵,内涝是免不了的。
这场古怪的大雨下得无比的大。
大到京城成了一座水上城市,大街小巷变成长江黄河,许多房屋轰然倒塌,淹死了许多百姓与牲畜。整个京城在水上漂着,皇城也不例外。赵曙一看不好,不管外面如何,不能让皇宫里到处充满了积水,不讲民情吧,这大半人深的积水,马上宫殿都能倒下,砸死了宫人不算,又得要花多少钱重新修葺?
便将大臣喊到崇政殿。
只来了十几个人,全部在忙着搬家呢。并且赵曙这样闹,大臣们也没了多少心思。
赵曙就问道:“诸卿,怎么办?”
文彦博皱了皱眉头。
见微知著。
赵祯朝时也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内涝,没有这次来得急迫,内涝的水势也不及这次高,但来得更绵长。然而那次赵祯每诏大臣议事,谁个没有来?人心散了。
但什么也没有说,他才是真正的不插入也不反对。
这时候就看到大家对水利的精通知程度,本来是有一次机会的,若是程师孟未下放,便不会出现下面的悲剧。程师孟下放了,看似欧阳修精通水利,外面人也是这么评价的。实际不是,郑朗最后让欧阳修将河工收尾,主要是怕韩琦与欧阳修会不顾大局,坏河工的大事。郑朗做了保姆式的服务,所有的计划罗列十分详细,甚至具体到每一条小渠。再加上程师孟与周沆等良吏的主管,欧阳修收尾时出现浪费与耽搁了时间,才没有出意外。但正是保姆式的服务,导致欧阳修失去了一次戡磨机会。即便主持过河工,对水利,欧阳修其实谈不上多精通。
怎么办?
大家一起不发言。
赵曙说了一句常识姓的话,先将西华门打开,将宫中的水放出去。
汴梁城有四条大河,最北边乃是五丈河,出了东京城与金水河汴水汇合,下游直到水泊梁山。接下来便是金水河,原来金水河不通东京城,直接注入五丈河与汴水,但后人将它引入京城,直达大内西北,引入大内,用来洗涤或者灌溉大内的花草树木。里城的南部便是汴水,正中是鼎鼎大名的州桥。再向南就是里城的南门朱雀门,然后是御街,朱雀门与太学之间是呈倒u型的蔡水。
这种地形决定了两个因素,水运发达,水运发达便意味着商业发达。容易受到水灾与内涝。
汴梁未做为京城之前,在隋唐朝就是发达的商业城市,为了避免灾害,州衙设在汴梁城的高处。也不会高多少,整人京城地势平坦,只能说稍高一点。
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虽立都,未大修过,仅是将州衙草草修了一下,就算是皇宫。直到宋朝治都,才逐渐完善。还是以州衙为中心而建的,因此宋朝皇城虽绝对地立在中轴线上,却向稍稍向北去了一点。
大内十几道皇门,唯独西华门最低,只要打开西华门,理论上是基本将大内的积水一起能排出去。
因为皆不懂,十几名大臣无一人反对。
天大地大,皇城最大。
一声令下,西华门放水。
这一放就不是那么一回事,水往低处走,一起冲向西华门。这本是计划当中的,可水却不是在计划当中。
首先就是面积,宋朝皇城没有紫禁城大,可也不小,包括后宫,还有诸司,紫禁城周长七里,宋朝皇城周长也有五里,面积也接近千亩。若是千亩面积的积水问题也不要紧。关健还有其他,一些人工小湖,还不要紧。还有一条致命的水源,金水河。
通向大内金水河是单独引过来的,属于支流,陡门不在皇城,也不可能在皇城,那多不雅哪。它在西北方向,若是金水河暴涨,陡门在哪里关上,现在也关上了。关健东南城内这一段并没有陡门节流。
西华门打开,宫内积水向西华门冲去,包括城内金水河这一段水也随之冲了过去。地形原因,中间高四周低,金水河水想泄走,必须沿着东边再绕到南边,冲入西华门。
有地方去了,哗啦啦地流着欢快,水势激荡,巨浪排空,一路而扫,连带着将大内东边的侍卫营房一起冲垮,淹死了一大批侍卫与马匹……自宋立国以来,皇宫里居然掩死了大批侍卫与战马,有没有过?
皇宫水排出去,可到处是一片断壁残垣,以及人的死尸,马的死尸,君臣更是目瞪口呆。
救灾吧。
不但要救城内百姓,还要救皇宫,委托盐铁副使杨佐与入内押班张茂则维修西北班屋,权度支副使李肃之与景福殿使石全斌维修东边班屋。又让八名大臣与大使臣度工督役,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、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,不仅是督皇宫的工,也度城内的工,城内同样也倒了许多房屋。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臣赐死诸军民钱,葬祭其无主者。
淹死的禁兵与百姓仅是有名有姓的就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八人,无名无姓的更多。
百姓不要紧,关健是在皇宫里居然淹死了好几百名禁兵。
主要还是不懂水利,若懂,先从高处数门放水,等宫内积水稍小一点,再打开西华门,水势不会那么激,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催的事。
但就是发生了,赵曙也不懂。
翻看史书,还是宋朝第一遭,加上他自己心中也清楚,干的这些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。
害怕了,下了罪己诏,乃者庚寅大雨,室庐垫伤,被溺者众,大田之稼,害於有秋。灾变之来,曾不虚发,岂朕之不敏于德,而不明于政欤?将天下刑狱滞冤,赋繇繁苦,民有愁叹无聊之声,以歼顺气欤?不然,何天戒之甚着也?中外臣僚并许上封事,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害,可以佐元元者,悉心以陈,无有所讳。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,其协德交修,以辅不逮。
两制官员先是草诏,说是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。
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,正是你与几个宰相沆瀣一气带来的。
赵曙一看,不能写,一写说不定连自己都保不住几位宰相,于是说:“银雨为灾,专以戒朕不德。”
王珪软了,改成了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,其协德交修,以辅不逮。
韩琦逃过一劫。
一场大雨,“证明”了许多事。
吕大防进言,为什么会有这场大水,八条原因,主恩不立,臣权太盛,邪议干政,私恩害公,西北连谋,盗贼恣行,众臣失职,刑罚失平。不仅是濮仪之争,国家已经乱了,王法不公,有边患,百姓也不安份了,主要原因就是皇上你没有做好,还有那几个权相又歼又邪还违例地掌控着过多的大权。
司马光说得更有针对姓,三条,对太后不恭(你是蠢子),对两府弄权不查,不听台谏善言。
贾黯更说白了,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,故七庙神灵震怒,天降雨水,流杀人民。看到赵曙不听,正好生病,于是引疾求去,这一病病重,临终前还遗奏数百言,让赵曙早以赵允让为濮王,而非是什么皇考,以安天下臣民之心。
吕诲说,《五行志》曰:简宗庙,废祭祀,水不润下。乃者濮安懿王一事,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,终罢追封,不及燕王之例,礼失中而孝不足,是亦几乎慢也。为什么有这场水害,就是濮仪过了,上天在惩罚。
赵曙忽信忽疑,不敢吭声。
水灾过后,暂时太平无事,赵曙未再暗中授意韩琦提及皇考一案,但也未定落赵允让止授一王追赠。
韩绛倒是中规中矩进了一谏,不仅是水灾,国家财政渐渐不良。西方用兵,再加上这场水灾,财政渐渐更加吃紧,皇上,你还是将某人召回来吧。
慈善会刚成立不到两个来月,就来了这场水灾,表现十分完美,前后筹得款项达到两百万缗有余,及时地用在灾民身上,几万户百姓受益,也及时缓解了一部分朝廷财政压力。
但还是不够的,两百万缗钱放在灾民身上,确实使许多灾民解脱出来,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,算那一门子。
在大灾害面前,赵曙居然听了韩绛的话。
可此时司马光却默默不言,偶尔也与郑朗书信来往,郑朗写得不清不楚,但说了一句话,黄河不发生数次决堤,朝廷就不会有勇气进行那么大的河工。没有侬智高,朝廷就不会让自己南下。司马光明白了,不烂到一定时候,让上下都感到巨大压力,郑朗是不会出山的。
诏书下达,郑朗根本不会出来的,以丁忧拒绝。
过了一个来月,水害过去,赵曙渐渐再度遗忘。
九月下旬,同知谏院蔡抗因过崇赵允让,指陈切至,涕下被面,赵曙亦感泣。蔡抗认为赵曙大约改悔,又以京师大水,推原大臣过错,殿前说对,于是诏书改为知制诰判国子监,罢了谏职。
十月,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侍读,非是给赵顼侍读,而是给赵曙侍读。司马光接诏后,先是愕然,一会儿恍然大悟,立即上书道:“臣在谏职已有五年,前未有如此之久者,惟求知竭报国,因此与人立敌甚众,四海之内触处即能相逢,常恐他曰让子孙无容足之处。然不敢无故求出,不意想到朝廷更加奖擢,仍居旧任,既荷宠禄,则卒无得出之期,祸败罪诛,必不可免。愿赐哀矜,收还新命,许臣待制河中府,或者襄虢晋绦一州(此五州府正好有缺)。”
诏不许,但免去了司马光谏职。
范纯仁大惊失色,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道:“君实兄,此乃大道垂危之时,你为何离开谏院?”
司马光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非是我不想谏,也不是不想维护国家体制,礼法,尧夫,你想一想,连老天都不怕,还能说得好吗?”
范纯仁先是张口结舌,后是一愁莫展。
司马光又道:“有没有写信给郑公?”
“没怎么写。”
“你们这一家……”司马光说不下去,主动要求退下,是存了私心。能劝好赵曙,他还是想劝的。然而这么大天灾面前,才过一个月,赵曙又在打小主意,自己还能劝好么?上书说祸败罪诛那是夸大其词,但若继续呆下去,成为某些人眼中钉肉中刺,必然不会有好下场。面对范氏一面,司马光自感惭愧,改了口气说道:“写一写信问问郑公吧。他会给你答案的。”
这是六师弟,不然司马光根本懒得解释。
各有各的想法,曾公亮也感到象韩琦这样折腾下去不大好,于是进奏,先朝枢密使兼侍中,在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之上,今文彦博至,乞班序如故事。
想用文彦博来分韩琦的权。
从之,文彦博也位于韩琦班前,不过文彦博十分聪明,站班于前,可一声不吭,韩琦对也罢错也罢,与俺们没关系。俺们不参与,但也别指望俺与韩琦做对。
年关将近,宋朝与辽国两国要派贺使贺对方的元旦节。宋朝此次派的贺使比较多,一共三人,一个知谏院傅尧俞,另两人乃是侍御史赵鼎与赵瞻。诏书一下,三人不得不准备出发,吕诲急了,上奏说道,台谏者人主的耳目,中外事皆得风闻,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。臣马天圣景佑间,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,其后益衰减,乃是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,然而也不下十几人。
这里说的仅是御史台,还不包括谏院。
御史台机构不仅包括言臣,还有检法,主薄,推直,管勾,令史,知班等官吏,后者没有言事权,仅是御史台的副从官员。真正有言事权的是一名御史中丞,一名侍御史,两名殿中侍御史,六名监察御史,这十名言臣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除了这十名言臣外,还有临时的言臣,称为里行,御史里行使、殿中里行使、监察里行使,多者十几人,少者仅几人。
吕诲说的二十几人,就包括十几名里行。自从张贵妃死后,赵祯有点倦政,大病后更加倦政,比如庆历时太监绝对不敢对政事指手划脚的,张贵妃死后,太监就能了。
若不是考虑到郑朗带来的影响,后期数相当中,庞籍做得最好,很快因为做事就必须得罪人这条定律下去,后期文彦博与富弼,再到韩琦,一个比一个差。真比较起来,并不及贾昌朝与刘沆或陈执中。宋朝积贫积弱正是从文彦博二次为相,开始逐渐积留,韩琦与赵曙将它推向巅峰。
郑朗强行推荐庞籍,使情况稍稍好转,改变的也仅是经济,言臣并没有改变,诸相不想听言臣的罗嗦,越来越少。当然,也不能将责任一起推向富弼韩琦,主要还是皇上不作为,包括赵祯晚年的不想作为。
但无论怎么说,不提谏院,就是御史台也要保留十名言臣,这是底线。
然而呢,现在御史台言臣仅有五人,就这个五人,还让两人出差。谏院那边也不对,原来除了知谏院外,还有其他言官。天禧时有左右谏议大夫,左右司谏,左右正言六名谏官。不久缺而不置,天娥手中再设,知院六人,以谏议大夫,司谏与正言充任,其他官员充任的称为知谏院,也就是说员额最少得有六人以上。
现在呢,变成两个人,就这两个人,司马光迁领他职,剩下一个活宝傅尧俞居然还让他出差契丹。人数不对,再说奏章,原来封章虽说不能十上十报,最少能报五六,现在封章十上,报罢**。自古言路壅塞,未有如今之甚,臣私自为圣朝羞之!
书上,报了。
不要要言臣吗,给你一个言臣,邵必权知谏院。
吕诲傻眼。
不能说邵必是坏人,但他是那一边的人,看看履历就清楚了。赵祯崩后,选为颍王府翊善。这也不能证明什么,例如韩维。关健是后面,于群主殿中对,赵曙访世事,邵必对之,赵曙夸奖道,学士真国器也。于是让他与欧阳修同修起居注。他与欧阳修乃莫逆之交,这样的大臣到了谏院,还不清楚吗?
一个不够,再来一个,以给事中天章阁侍制彭思永权御史中书,不能证明他与韩琦、欧阳修有什么关系。但以前在濮仪案上此人一直沉默不言,天知道他与二人有没有什么不诡的关系?
邵必没有误会,对彭思永还真有些误会了。当时吕诲、吕大防以及范纯仁三个言臣心中的悲愤无法道出。元旦节到了,三人忍无可忍,范纯仁呆呆地听着外面的鞭炮声,又想到了司马光那句话,连老天都不怕,还能有什么办法?不过他多少沾着范仲淹的姓子,老天都不怕,但俺们要尽到言臣的职责。
在赵曙临去世一年前,最黑暗的时刻终于降临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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